能源资源安全，事关民生，事关产业。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增强国内资源生产保障能力，加快油气、矿产等资源勘探开发，完善国家战略物资储备制度，保障初级产品供给。
我国是制造业大国，拥有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中国制造”名扬四海。不过，由于常年依赖于海外能源、资源等原材料供给，“中国制造”受全球市场波动影响较大。
在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的现实下，如何保障能源资源安全？今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纷纷就此建言献策。
降低油气对外依存度
中国是原油消费大国。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生产原油1.99亿吨，同比增长2.4%，为连续3年增长。不过，可观的产量却难以满足庞大的消费需求。2021年，中国进口原油5.13亿吨，对外依存度为72%。近两年，受公共卫生事件、地缘政治事件扰动，原油价格持续飙升，为我国能源安全敲响警钟。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嘉庚创新实验室研究员林伯强对上海证券报记者表示，过高的油气对外依存度，使中国直接受到国际市场高油价大幅度波动的负面影响。
林伯强向记者算了一笔账：2021年中国进口石油量为5.13亿吨，这意味着石油价格每上涨10美元/吨，就会带来约51亿美元的额外进口成本。“不过，由于中国石油消费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19%左右，石油价格上涨对通胀的压力相对较小。”林伯强表示。
如何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董事长马永生建议，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政策支持力度。在矿权竞争性出让过程中，加大对承担能源保供主体责任企业支持力度，提高资源开发价值和效率。取消石油特别收益金或调高起征点，完善非常规油气开发利用补贴等政策，促进增加国内油气供给。
全国政协委员、光汇石油创始人薛光林认为，应建立战略物资专项基金，加强石油、天然气、煤炭等战略物资储备。建议国家财政专门拨款1万亿元建立战略物资专项基金，下设几个专业公司进行操作，运用市场化运营模式，确保国家能源供应安全。
林伯强认为，降低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节约用油，二是进行燃油车替代。目前，中国整体石油战略储备相对较低，在电动汽车和清洁能源份额还不足以对石油进行有效替代的现实背景下，应大力推动油气增储上产。此外，进一步拓展石油进口渠道，提升自身在国际原油贸易中的影响力，有序推动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和深化上海原油期货建设，以抵御国际油价大幅度波动带来的风险。
煤电仍大有可为
保障能源安全，必须立足我国“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提出，充分发挥煤炭在能源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转型中的支撑作用。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有序减量替代，推动煤电节能降碳改造、灵活性改造、供热改造。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原副校长姜耀东建议，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煤电联营。鼓励煤炭和发电企业通过资本融合、相互参股、换股、兼并重组、资产联营和煤电一体化项目等多种形式发展煤电联营。优先安排跨区域煤电联营的煤矿与直供联营电厂的燃料煤铁路运力；对参与煤电联营或已和电厂签订中长期合同的煤矿，在铁路运力配置中给予优先支持；对参与煤电联营的电厂，在落实煤炭资源和运力方面给予优先协调。
多名业内人士表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煤电灵活性改造也将成为重要的市场机遇。
完善能源矿产资源保障体系
当前，全球能源系统正从燃料密集型向材料密集型转变，各行各业都在进行绿色低碳能源的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如高性能蓄电池、新能源汽车等，这拉动了铜、锂、镍、钴、锰等能源矿产资源的需求增长。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士启表示，新能源所需关键矿产资源的稳定供给，是我国完成能源产业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
“制造动力电池所需的镍、钴、锂等核心材料为稀缺资源，严重依赖进口，而国外因为我国新能源的蓬勃发展，逐渐对这些资源进行管控。”全国人大代表、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同跃表达了他的担忧。
丁士启建议，要完善新能源关键矿产资源开发相关政策，国家矿业管理部门应统筹规划，加大此类矿产资源的勘查力度，积极扩源。统筹考虑关键矿产资源开发实际需求，尽快科学合理地完成生态保护红线范围调整工作。加大新能源关键矿产资源全产业链的支持政策，大力扶持新能源领域的“专精特新”企业。在企业海外资源勘查开发及相应产品尖端精细加工等方面，国家可给予适当税费优惠。
“建议有关部门继续鼓励头部企业迈出国门，在海外布局上游原料的开采权，打破海外寡头的遏制。定价权方面，要加快钴锂金属的期货合约上市工作，为产业客户提供市场价格指引以及风险对冲平台，打造并强化中国的镍钴锂话语权。”无锡出类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新能源锂电事业部研发总监吴淮民表示，“此外，要形成海外再生电池料进口的规范准则，为符合标准的锂电池再生材料开通合法进口的通道，让企业获得更加多元的镍钴锂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