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21日出现在浙商大讲堂，面对浙商，他并没有讲如何发展经济，而是分享自己的幸福观：除了物质，幸福还与健康、教育等密切相关，甚至应该是囊括所有因素。从研究数据来看，财富并不等于幸福，收入超过一定数额后，幸福感并没有因为财富的增长急剧增长。
迪顿分享的几组数据图表显示，从1960年到2010年，随着时间的变化，收入变高速度最快的就是中国，而平均年龄也从40岁增长到了70岁。从其分享的数据图表来看，各国寿命数据差距正在缩小，但幸福指数还是有很大差距。
迪顿说，很多哲学家、宗教学家、心理学家等都对幸福有自己的定义，“幸福是重要的，但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生命中不可能时时快乐，总有某个时刻会有悲伤。”
从他对幸福评测的数据来看，幸福和两个维度有关。一个是生命评估：生活过得如何？是否达成目标？是否感到沮丧生气？二是某个时间点的快乐度：是否能在昨天的某个时间点感到非常快乐？
根据坎特利尔阶梯理论，幸福指数从0-10计，非洲国家一般在3-4，而美国基本在7-8。“从中国搜集到的数据差异比较大，但可以认为，财富并不等于幸福。”
从对几百万的参与者的评估数据得出理论，迪顿认为，在周边情绪变化中，周六日更加快乐，压力、悲伤、愤怒等负面情绪比较少。
迪顿也解释，幸福指数也跟各国人民的含蓄程度有关。“中国人比较含蓄，美国人比较开放会愿意表达幸福，而拉美人很喜欢说自己是幸福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什么要讲“幸福”，而不是经济？
生长在苏格兰的迪顿父亲是煤矿工人，小时候家庭也非常贫困，他曾经认为“幸福”并非经济学研究中的核心命题。然而，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他逐渐发现各种宏观经济数据的意义也许没有“幸福”本身更具有本质性。
迪顿说，最近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历史上未曾发生过的，全球的大部分扶贫成果都来自中国。中国在各类幸福指数上的变化曲线也越来越和西方发达国家接近，并明显优于拉美、非洲、前苏联国家等地区。
但是，迪顿教授也指出，和许多国家一样，中国人的收入增长并非和幸福感的提升成正比。在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幸福感就开始呈平滑稳定，甚至开始下降。因此，经济的发展固然是中国的伟大成就，但在此基础上，用更好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来构筑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同样是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