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个月，刚满65岁的周小川将卸任中国央行行长的职位。他在这一位置上已经工作了超过10年。这10年，中国的金融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金融危机也再次席卷全球。世界金融格局悄悄转变，中国的地位与10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10年来，货币政策的每一次动用，都把周小川推向媒体关注的焦点。他收获过喝彩，也引起过争议，他备受美誉，也承受质疑。”
主导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英国《金融时报》评价周小川是“中国最有能力的技术官僚”。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也无疑是周小川行长生涯中浓墨重彩的华章。
周小川刚出任央行行长时，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即正式启动，周小川担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2002年，境外媒体对中国金融业有很多批评。有人说，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个大定时炸弹，也有人说，中国的金融体系技术上已经破产。那时的银行业不良贷款率高达25%，由于统计口径的原因，实际可能25%都打不住”。这段历史周小川记得很清楚。
2004年1月，注资国有商业银行方案水落石出。令业内人士大吃一惊的是，注资动用了国家外汇储备，而不是此前传闻的所谓财政部发债1300亿元直接注资。“注资是国有银行改革中最难啃的一块骨头。但周小川绕过了财政这环，用外汇储备注资。这点体现了他的灵活。他是一个很现实的人。”有市场人士评价道。
在国有银行改革过程中，市场上不时传来“贱卖论”、控股比例多寡等争议，但周小川态度非常坚定。他表示，国有商业银行之所以选择“股份制改革和发行上市”的改革路径，是经过一系列慎重研究才选中的，主要是参照了国有工业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和公开上市的成功改革经验。
经过股改，国有大行全都走出“技术性破产”的困局，使其在金融危机中经受了考验。但是当工行、建行、中行进入全球市值最大银行前10名的行列后，周小川却表现得很冷静：“银行排名有好多种标准，市值是一种，此外还有营业额、总资产、核心资本等，即使市值也是动态变化的。我的意思是，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之路还很漫长。中国金融业尤其要特别强调与时俱进，强调有风险意识，什么时候都不能自满。”
“人民币先生”积极推动汇改
由于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周小川被媒体尊称为“人民币先生”。
周小川曾这样介绍中国汇改的背景，中国的汇率体制改革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进入90年代以后有几次重大改革： 1994年1月1日实现了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并轨，4月成立了外汇市场，1996年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正在继续往前走的时候，碰到了亚洲金融风暴，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汇率改革了，而机构还不健康，就会造成风险。于是，风暴过后，2003年10月，国务院确定了先进行国有银行改革，同时逐步放宽外汇管制，推进外汇市场建设，然后再进行汇率改革的顺序。
他总结说：“所以，这次改革不是迫于某种国际压力，而是我国从自身改革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作出的重要决策。”
2005年7月，央行“出其不意”宣布开启汇改，核心内容有三条：人民币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参照“一篮子货币”，同时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进行浮动；汇率将是浮动的，但设定了合理区间；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升值2%。
当时也不乏反对之声，甚至有专家当面对他提出批评。尤其是外部对中国施加升值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其实起到了反作用。周小川却一再强调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实施是“很有艺术性的”，“在这方面，我们主要是本着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原则。”
提出“超主权新储备货币”引起世界关注
2009年12月，周小川入围《时代》人物榜，主要因为他率先提出的“重建超主权新储备货币”主张引起世界关注。
2009年3月23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首次公开提出创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新主张，他建议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周小川还建议应该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以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
《时代》杂志认为，周小川领导的中国人民银行，地位与美联储一样，对国际市场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时代》还引用业内人士的话说，周小川“聪明好学，且说话坦率”。
在当年12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选出本年度100名思想者，周小川因为“警醒国际不应再倚赖美元”列第9名。杂志评论说，周小川在3月大胆提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取代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加上他对美国经济政策的批评，显示中国政府对自身经济方针信心日增。
2011年周小川满载而归，国际金融领域权威杂志《欧洲货币》把2011年度全球最佳央行行长授予了周小川。《福布斯》一年一度的全球权势人物榜中，周小川排在全球权势人物榜第15位。
可惜的是，《环球金融(Global Finance)》评出的2012年全球十大央行行长，周小川未能入选，他的评定级别为“B-”，比2011年降了半级。
利率改革成遗憾
2012年11月，周小川在在财新峰会上发表演讲，题目是《新世纪中国货币政策的十个特点》，被普遍认为是他就任央行行长10年的总结。
周小川表示，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还是普遍存在“过热冲动”，需要始终强调防范通胀。另外，中国货币政策采取了多目标制，这些目标包括保持低通货膨胀、推动经济合理增长、保持较为充分的就业和维护国际收支平衡。第三是高度重视金融机构的健康化，强调在线恢复和紧急救助。
另外，货币政策的手段上，从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手段逐步转向更加市场化的手段，这是周小川总结的第四个特征。
周小川也提到了汇率市场化和利率市场化。周小川将中国货币政策第六个特征归纳为：阶段性的国际收支双顺差，两个顺差并行时间比较长，市场流动性明显过剩，同时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很多年来，我们很多学者密切关注如何做好流动性对冲的问题。”
对于第七个特点，周小川认为是率先启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丰富了货币政策的工具箱。“我们也可以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在逆周期调节过程中使用一些和中国经济特点有关的指标和调控工具，总的精神是和宏观审慎调控是一样的。”
周小川对自己金融危机时期的工作总结为：“应对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货币政策快速反应、力度充分、适时退出。”
最后一点，周小川提出不断测算产出缺口、潜在增长能力和供求结构匹配性。他说：“我们部分价格存在着扭曲，存在着传统计划经济留下来的一些影响，还存在总供给总需求结构上的失配，因此需要在这种条件下来衡量产出缺口，再根据情况的变量一起来更好地指导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纵观周小川这10年的央行行长生涯，利率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或许是他的一大遗憾。事实上，很多事情也超越了他这个央行行长的掌控。利率决策的自由度从始至终都困扰着央行。在2012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周小川在回答“如何看待应该下调贷款利率的建议”时坦言，“我对这一块的评价不一定合适。首先我表示一条，我们鼓励各种研究机构、经济学家都参与政策讨论，提出各种评价，提出各种建议，这对货币政策的形成有好处，对改革开放也有好处。”
“货币超发”引发争议
当然，对于周小川和他领导的央行，质疑的声音也有不少，其中引发最大争议的莫过于人民币的发行量。数据显示，2012年M2广义货币总量逼近100万亿大关， 2002年周小川刚刚接任央行行长时，这个数字仅为18.3万亿元。十年时间，中国的货币总量翻了5倍，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货币量增速更加惊人。由此也引发了激烈的社会讨论：如此高速人民币增量会不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2011年3月18日周小川在中国人民银行第69次学术讲座上发表讲话《中央银行治理研究：议题与要点》。其中就谈到大家热议的“货币超发”问题。针对近年时常有人提出中国“货币超发”这一概念，并将它解释为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周小川提出了不同看法。
周小川指出，在中国，“货币超发”这个说法，接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所谓“非经济发行”的概念。非经济发行指超过实体经济需要量的货币供应，经济发行则指货币供应量正好符合实体经济需求。由于过去中国所统计的实体经济只涵盖物质部门，不包括服务业，所以，随着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及经济快速发展，货币供应量很快就超过当时统计口径的“实体经济”的需要，表现为超经济发行，即所谓“货币超发”。但实际上，货币供应不仅是满足实物经济的需要，还需满足服务业及金融市场的需要。
周小川还指出，由于多数研究和实证检验证明，调控货币供应量与中央银行保持物价稳定的目标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货币供应量这个指标，在西方学术界基本上已被弃用。
在去年年底的财新峰会上，周小川回顾金融危机时的举措说，“大力度地防范危机的这种调控，我们说凡药三分毒，吃药肯定有一点副作用，为了防止后面副作用的展现，我们要强调适时退出。大家看到中国成功应对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率先复苏，而且复苏是相当强劲，但是在复苏后期有通货膨胀抬头、CPI增长的这种反应。但总体来讲，中国适时将货币政策回调为中性或者回调为正常的货币政策，总的来讲行动还是比较快。”
周小川并不讳言当时的货币政策有滞后性，“我现在回顾起来，如果能够再做快一点，也许更好一点。现在可以说，当时争论是非常激烈的，关键在于前瞻性判断并不容易，就会有很多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