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宝笈》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宫廷编纂的大型著录文献，共有三编，由乾隆皇帝命令大臣编纂，初编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年），共四十四卷；二编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共四十册；三编成书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共二十八函。书中收录的均为清朝宫廷所藏之书画作品。收录藏品计有数万件之多。其中著录的清廷内府所藏历代书画藏品，分书画卷、轴、册九类；每类又分为上下两等，真而精的为上等，记述详细；不佳或存有问题的为次等，记述甚简；再据其收藏之处，如乾清宫、养心殿、三希堂、重华宫、御书房等，各自成编。一套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一套现存台北。

        这一期介绍的是魏晋书法作品。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充满死亡、忧患、痛苦和多灾多难的年代。因为直面生命的脆弱，亲友的“一时俱逝”，让当时的人变得敏感而自觉。玄学兴起，文学变化，风尚转型（他们把读经典的时间，用来清谈、吃药和喝酒）。由此，也呈现了一批特立独行、有人格精神的人。在魏晋时代，士大夫们极端痛苦、却又极端快乐地生活着。“魏晋风度”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专有名词，一种人格的范式，也是中国人精神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羲之（西晋太安二年——东晋升平五年，即303－361年），琅琊王氏，王导之侄，16岁时被郗鉴引为“东床快婿”。王羲之学书，初从卫夫人，后转学钟繇、张芝；博采众长，推陈出新，精研书体，变质朴为流利妍美。

        在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的三月初三，51岁的王羲之任会稽内史，以修楔的名义作东道，在今绍兴兰亭举行了一次文人雅集，谢安、孙绰等41位当世风流人物云集。大家欣赏山水，饮酒赋诗，畅叙怀抱，探讨哲理，尽情欢乐。同时也感到时光流失，良辰不再，美景难得，悲从中来。以此为题，要求每人作四言诗和五言诗各一首，以做纪念。今存21人所做诗37首。由王羲之记录并作《兰亭集序》。

        永和九年，这是一个时间概念（353年），但作为《兰亭序集》的开篇四字，出现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从时间上讲，这一年，王羲之51岁，而他所处的东晋立国已近40年，距离其亡国还有60年。从空间上讲，王羲之从北方随父辈迁至江南，这里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纵游山水，俯仰宇宙，却又唤起了家国之痛与生命之悲。这是贯穿于《兰亭序集》字里行间无法排遣的忧郁情怀。

        文章探讨“死生亦大矣”的主题，尽管生死无法回避，但在短暂中把握世界于人生，珍惜瞬间的快乐。在酒性达到高潮的时候，一种虚无主义的感伤在宴席间弥漫，而这种感伤又以清新脱俗的语言和疏朗的格调表述出来，带有王羲之特有的通俗和魏晋风度形而上意义将此文一气书成。

        酒力催生佳作，相传王羲之写《兰亭序集》，“其时乃有神助”，“及醒后，他日更书数十百本，无如跋楔所书者”。因此，他自己也十分珍惜，把它作为传家之宝。金圣叹在《天下才子必读书》卷九中赞：“此文一意反复生死之事甚疾，现前好景可念，更不许顺口说有妙理妙语，真古今第一情种也。”

        这一幅书法一直传到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和尚，智永死前将《兰亭序集》传给弟子辨才和尚。辨才知道《兰亭序集》的价值，将之视为珍宝，藏在卧室梁上特意凿好的一个洞内。

        当时，唐太宗李世民喜爱书法，尤爱王羲之。他举全国之力寻找王羲之的字却不得《兰亭集序》，当李世民得知此书也许在辩才和尚处，便多次派人去索取，可辨才和尚始终推说不知真迹下落。而后，唐太宗派监察御史萧翼与辨才接近，寻机取得《兰亭序集》。萧翼对书法很有研究，与辨才和尚言语投机。待两人关系密切之后，萧翼故意拿出几件王羲之的书法作品给辨才和尚欣赏。辨才看后，不以为然地说：“真倒是真的，但不是好的，我有一本真迹倒不差。”萧翼追问之下，辨才从屋梁上取下《兰亭序集》真迹给萧翼观看，萧翼随即将其纳入袖中，同时向辨才出示了唐太宗的诏书。辨才方知上当。辨才失去真迹，积郁成疾，不到一年就去世了。

        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根据这一故事创作了一幅《萧翼赚兰亭图》。阎立本在画中将萧翼的机智、狡猾和辨才和尚的谨慎、疑虑刻画得非常传神，人木三分。

        唐太宗从辨才和尚那里得到《兰亭集序》真迹之后十分高兴，将其视为神品，令当时的书法名家赵模、冯承素等人临摹数本，分赐亲贵近臣。唐太宗生前对《兰亭集序》爱不释手，曾多次题跋，死后随葬昭陵。至此，从353年王羲之写出《兰亭序集》，到649年《兰亭序集》殉葬，真迹的递藏史终结。后世所传《兰亭序集》多为摹本和刻本。

 

        在没有影印技术的古代，唐代的复制方法是“响搨”（双勾填墨）。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比较接近原帖，但艺术、技术要求严格。唐太宗曾命供奉搨书人冯承素、赵模、诸葛贝等摹搨若干。另外一种复制方法是临写，传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都有临本。此外，在传世《兰亭序集》中，还有大量刻本。法帖刻石（木）捶拓到北宋才兴盛起来，其中以北宋流行的“定武本”最为著名。

        而此次故宫博物院《石渠宝笈》中展出的是冯承素的摹本。本幅由两纸拼接，前纸13行，行距较松；后纸15行，行距偏紧。帖首前隔水上端有旧题“唐摹兰亭”，左边骑缝处残留“神龙”小玺半印，故称“神龙本”。此本递藏南宋内府、元代郭天赐、明代项元卞、清代内府，全卷鉴藏印多达百方，后纸有诸家题识观跋十七则。

        此卷所见“神龙”印，郭天赐至元癸巳（1293年）的题跋指为唐中宗的年号印。中宗李显为武则天所出，一生两次登基。郭天赐把此本《兰亭序集》定名为“神龙本”。他说：“此定是唐太宗朝供奉榻书人直弘文馆冯承素等奉圣旨于《兰亭序集》真迹上双勾所摹。”郭天赐所说的“冯承素等”只对出自于谁之手做了整体判断。

        到了明代万历五年（1577年），这本《兰亭序集》转到项元卞手中，他题“唐中宗朝冯承素奉勒摹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兰亭楔帖”由此坐实为冯承素摹本。但项元卞却把冯承素和“神龙”年号印联系起来，附会成中宗时代的人，而这一判断在历史上不被认同。

        无论如何，这本《兰亭序集》是公认的唐人摹本，很多特点都符合米芾《书史》所记他当时收藏的最佳唐摹本。启功《兰亭帖考》中认为“从摹本的忠实程度方面来看，神龙本既然这样精密，可知它距离原本当不甚远。”

 

        那么，我们还有没有机会看到真正的晋人手迹？在《石渠宝笈》特展上展出的《伯远帖》里，观众可以真正悟到“魏晋风度”。

        王珣的《伯远帖》在乾隆丙寅年（乾隆十一年，1764年）收入清宫内务，经乾隆品题，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并藏在养心殿西暖阁内的尽间，乾隆御书匾额“三希堂”。

        而“三希”里《快雪时晴》是唐人摹本，《中秋帖》是宋代米芾的临本，都不能真正体现东晋人的“江左风流”（《伯远帖》卷首乾隆御书）。其中唯一能一窥南朝文人隽朗风神笑貌的只有王珣的《伯远帖》。《伯远帖》也成为观察晋人原迹手帖的最好依据。

        “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

《伯远帖》是一封信，王珣和朋友谈起“伯远”这个人，在青年求学时表现优秀，特别出众。但因为自幼多病，淡泊悠游山水。没想到刚出仕不久，却亡故了，生死永隔，再不得相见了。

        王珣（350-401年）是王导第三个儿子王洽的孩子，《世说新语》里记录，王珣处于政治权利的核心，在大臣间争权角力之时，常常表现出政治世家的权谋机智。从《伯远帖》中我们依稀看到在政治权谋和生命本质实有虚无之间，魏晋的世家子弟的复杂心事。

        来源：澎拜网